1937年11月,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中国军队终于还是抵挡不住日本军队的进攻,于是决定放弃上海撤退到内地去。日军占领上海后,控制了原中国政府所辖区域。但日军并不想直接管理这座城市,而将管理之责交付给一个汉奸政府(即伪上海大道市政府) 。而这个伪政府除了按时收取税收之外,并没能真正地维护法律和秩序,尤其是在所谓的“越界筑路区域” 。直到1938年10月在傅筱庵领导下,这个伪上海大道市政府才线年傅被暗杀后,陈公博继任伪政府市长。日据时期之初,由于租界为中立区,所以未被日军占领,还能独享太平与繁华。1941年12月珍珠港之战爆发,这一局面被打破,日军占领并控制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1943年,在日军的压力下,一项将租界归还给伪政府的法案被通过。

  要了解这段时期的娼妓状况是相当困难的。报纸,这一主要信息源自,此时绝口不问政治问题。1937年底,《申报》等报纸纷纷迁出了上海,但第二年这些报纸又都陆续迁了回来。迁回之后的这些报纸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战斗姿态。严重的经济困扰大幅度减少了报纸的篇幅,社会杂谈方面的版面几乎全部被删除。而且,自1941年起,报业完全被置于日本人的监督之下。关于这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敏感时期的历史档案,我只能接触到很少一部分。

  日据时期之初,对于当局而言,娼妓已不是什么主体问题。战火使得社会上层纷纷逃离,而卖淫业也随之陷人萧条,这情形让人想起了19世纪60年代的太平天国时期。此时,原中国政府管辖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切市政档案不再归傀儡政府管理,而是以安全为由放在法租界内保管。所以,伪政府也就不可能再行收税之责。于是,那些“邪恶”的生意便有了可乘之机。直到税收体系重新建立之前,在城里及沪西,也就是“越界筑路区域”,突然冒出了无数的非法娱乐场所,赌场、妓院以及烟馆可谓鳞次栉比 。

  这些非法娱乐场所向边缘地区转移的现象与当时的政权局势有关,在中国人的压力以及日本军队的支持下,政权已经部分地过渡给了中国的伪政府 。在伪政府的默许下,建立了一大批类似的娱乐场所,而政府则从中牟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沪西”很快就成了赌博、娼妓和的窝点。在名义上负责管理沪西地区的工部局,对此曾提出过严重抗议,可是根本不起作用 。用一般人的话来说,沪西慢慢的变成了“歹土”。1941年,日本人曾一度在全城限制这类活动,只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伪政府才在沪西关闭了一些场所 。

  在公共租界那些被日本人控制、工部局权限管不到的地区(主要是虹口及杨树浦),日本人的管理要么非常松弛,要么就鼓励民间自发的管理以弥补市政管理的不足。1941年,成立了一个名为“平虹健康协会”的组织,机构设址于租界外的虬江路679号,打算对苏州河以北(即闸北和虹口)的所有妓院进行注册登记,这里是专供外国水手和士兵等人员消遣的妓院聚集地 。这个协会,自称是得到了日本海军部门的支持,9月15日还在报上刊登了一则启示,通知将开始对妓院进行登记。后来证实日本海军部门未曾与该协会有过任何官方的接触,不过,日本人确实是支持对妓院进行监管的 。其实,从日本军队对上海的控制力度来看,就显而易见日本人在暗地里对平虹健康协会的支持,也显而易见他们是在重施1932年之故技。1932年,日本人为了在闸北建立居留地,就宣称是得到了“自发”的民间团体的支持 。

  工部局是无力与日本人对抗的。工部局曾非常礼貌地致信日本海军司令部,表明它对由民间组织来管理妓院亦感兴趣,不过,对于管理妓院这样重要的事情,应当交给规模更大的、最重要的是由诚实人士组成的民间团体来来管理,以免为行贿受贿和勒索钱财的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事实上,平虹健康协会毫无作为。非常担心妓院会传播性病的日军当局,对该协会也不满意。于是,在日军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名为“上海防疫委员会”的组织,立即着手调查娼妓问题。上海防疫委员会雷厉风行,做法相当严厉。它要求立即最大限度地取缔妓院,必要时还要动用武力。委员会还传唤妓院业主,敦促他们迅速转营他业 。

  委员会还筹划通过三个途径来对妓院进行系统化的管理,即将妓院进行集中管理、建立卫生检查制度、打击“地下”妓院。委员会还在居民中广泛宣传性病的危害,提高人们的性道德观念。我查阅到一份日期为1941年12月的文件,不过这份文件还不足以说明委员会成立的具体日期。在这份文件中,委员会要求上海市政府派代表进行工作汇报,这说明委员会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据上海市政府的代表讲,警察局慢慢的开始登记妓院(在会议当天登记有22家),也建立起卫生检查制度,并在虹口开设了一个专门接纳的中心。但委员会副主席认为这些还不够,他警告上海市政当局应尽早取缔妓院 。

  日本人并没有能实现委员会要取缔妓院的计划,于是就转而采取严格的控制管理措施,但这些措施却在工部局英美董事的下,在上海伪政府腐败而无能的管理之下,陷入一片僵局。性病,是军队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疾病。据公共租界警长塔巴塔(Tabata)先生讲述,性病也是采取新措施加强妓院管理的动因。塔巴塔在一封长信中,追述了1914年至1918年战争期间,以及1927年在上海的外国士兵中,性病肆虐的前车之鉴;呼吁开辟一个专门地区(他还为这一区域划定了界线),对所有的妓院进行登记,还要对进行卫生检查 。塔巴塔所呼吁的这些措施是针对妓院里一切女雇员的,包括歌女、、按摩女、女招待及其他女雇员,如女说书人、浴室服务员等 。

  以英国人为主导的卫生处,从法律和医学的角度来反驳日本人的计划。它指出,只有在特别严格的条件下,卫生检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卫生检查所需要的高额开支,应当由妓院承担,因为行政当局没办法承受如此巨大的一笔开支。但若真的要求妓院支付这笔开支,他们就会立即将妓院转为地下以逃避支付这笔费用,于是这便意味着管理计划的失败。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 用卫生处婉转的表述来说就是:“我们也许该采取一种有限度的控制措施。”从道德的方面出发,卫生处觉得对妓院进行登记、实施空间隔离、严禁沿街拉客,就足够了。市政律师布赖恩(R. J. Bryan)查阅了有关注册的法律规定,重申根据《土地章程》第34条,是不允许向、女招待、歌女等人发放执照的,执照只能发放给营业单位而不是个人 。

  来自于工部局英美董事的并没有能动摇梅本(Umemoto),这位新上任的警长提议立即实行新举措,在警方的监督指导下,由平虹健康协会管理苏州河以北的妓院;至于苏州河以南的妓院,则等待时机成熟后再行管理。日本人关心的主要是日本居民及军队集中的北部地区。英美董事对这样一个间接管理的办法并不欢迎,他们表示,尽管并不反对成立一个自发的、自我管理的妓院业主协会,但更为可取的是应当由警方及卫生部门来直接管理妓院。就开辟专门妓院区的问题,工部局指出这个妓院区只能设于卫生设备良好的地区,而这又有很大的可能性引起地产主及居民们的反对 。

  很显然,工部局英美董事没改变自1920年以来的主张。工部局代理总办托马斯·比斯利(Thomas Beesly)曾致信梅本,重申租界当局反对开辟红灯区 。英美董事仍然坚持由警方管理妓院,同时辅以定期的卫生检查制,并称无需开辟专门的妓院区。1942年10月妓院管理办法出台。新的管理体制看起来非常严厉,要求所有妓院必须向警方注册登记。在新管理体制中,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即规定了严控性病传播的各种举措。除了规定必须每周接受一次卫生检查外,还规定由妓院来承担医疗费用。另外,依照新规定,客人必须留下诸如姓名、地址以及住所门牌号等个人资料,以确保卫生部门一经发现性病即可进行跟踪治疗 。就上海当时的情况去看,这些规定能否真正落实是非常令人怀疑的。

  从警方的调查统计中,我们显而易见当局的这些措施几乎不起作用。只有大约1000名登了记,而当时的上海,尽管动荡不安,其也远不止这个数。换句话说,大多数妓院是在进行非法的地下经营。1943年3月,警方再次建议工部局总办处将这些非法妓院集中一处,由民间组织负责管理。这次民间组织的管理计划,是由一名中国居民代表两名日本居民提出来的。他建议在虹口以北、杨树浦以西开辟两个区域,建成妓院及购物中心。他还计划建造一些两层楼的建筑,用做医疗中心、病房、洗浴中心、娱乐场所、饭店、各类商店,甚至要配备救火队及防空设备 。

  从这个草拟的资本预算显而易见,卖淫业的确是一宗很赚钱的买卖。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该计划的创意人想以现代化商业的形象来打造妓业的意图。在他的规划下,妓院开始有了经理、雇员以及合理的管理结构等新内容。而在他之前,妓院不过就是一个出售性的市场而已。这个规划预示着上海卖淫业商品化发展的方向,警务处、卫生处以及总办处都审核了该项规划。总办并没有表示反对,但卫生处的官员(一个日本人)却表示要等到有进一步的信息和反映之后再做决定 。不过,自此以后直到1945年8月上海被接收,没有人再提到这个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