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是混杂的：三里屯的静谧，幼儿园的歌声，开往机场的土路，胡同里的书店。我体验那时外交人的儒雅、温暖，也跟随着《世界知识画报》走向远方。我看见城市的霓虹，也看见广袤的土地与简陋的草屋；看见荒凉的村落与飞扬的尘土，也看见赤裸上身的孩子在草原上奔跑；看见欧洲海岸线上悠然躺卧的人们。富足与贫困、喧闹与寂静、忙碌与悠闲、欢笑与泪珠、光亮与昏暗，每一幕都真实，却迥然不同，成为我儿时具象化的记忆：那些画面不仅是记录，也是符号，也是我理解世界的视觉编码，而父亲带给我的叙述和经历，则为这些编码增添了真实的注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20多岁的父亲已经在亚、非驻外工作。他和同事们所经历的，不只是异国风情，更多的是贫穷甚至与战火擦肩而过。在非洲，父亲看到过三四岁的孩子，远远望去，鼻子下好像长着一片茂密的胡子，走近后才发现，那并不是什么胡子，而是无数苍蝇落在他尚未擦去的鼻涕上。童年的我听了只觉得恶心至极，听完后大呼小叫，而父亲平静地说，那里的孩子有的肚子大的像鼓起的气球，那是长期营养缺失引起的一种疾病。

  随着岁月流逝，我才逐渐意识到，父亲的描述并不是一个个猎奇的场景，而是那里的儿童处于贫困与饥饿的真实处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外交处于一个鲜明的时代背景：美苏争霸主导全球格局；西方社会经历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与女权运动；青年文化和嬉皮士思潮兴盛；与此同时，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纷纷独立或现代化，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变革交织。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时的资料照片。（图源：新华社）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通过，中国得以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这一历史性时刻，非洲国家的支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际社会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提供了决定性助力，而中国的“五项原则”和“八项援助原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洲外交的基调。这些承诺强调政治平等与经济互助，使非洲新独立国家慢慢的变成为中国争取国际承认的重要伙伴。在这些宏观层面的战略决策、博弈与谈判背后，是无数普通人前往这些贫瘠而艰苦的地方开展实际外交工作，不仅有外交官，还有参与基建援助、医疗援助等各类项目的人员。

  父亲说，那时的条件以及卫生非常差，没有自来水，伴随着内战，甚至失去生命。长大后得知，在援建坦赞铁路的项目中，中方共有66人殉职，除了在工地因公殉职，感染恶性疟疾或遭遇不测也是造成援建人员死亡的原因。

  我曾读到：1967年，在野外勘探时，一位中国水利专家遭遇野蜂叮咬，全身中毒，经医疗团队连夜抢救4天4夜，最终仍不幸去世，年仅35岁。（此处资讯来源：孙永福：《参与援建坦赞铁路的经历与感受（上，下）》，《世界知识》2015年20、22期；吕正操：《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纵横》1998年第1期）

  那些逝去的人，让我深切体会到生命的无常。回想童年，曾经与死亡擦肩而过，尽管自己的经历微不足道，无法与他们的付出相提并论，却让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生命的脆弱。

  外交人员赴任非洲前，必须接种多种疫苗作为保护措施。也许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并未要求他们回国后进行自我隔离，再与亲人相聚。一次，父亲从非洲回国探亲不久，我便高烧、寒战，最终陷入昏迷，甚至与死亡擦肩而过。对于这次生病，记忆中只有瞬间几秒钟的闪回。父亲背着我下楼，我闻到一种前所未闻的气味，至今仍清晰。成年后，我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任何一个人都带有微妙的气息——空气、食物或生活的味道。某次偶然，我再次闻到那味道——童年的那个时间点的味道，来自遥远的非洲。

  第二个画面也仅仅持续了好像两秒，我看到床边围了一圈人，母亲低声抽泣，白衣白帽的医生在灯光下格外刺眼。长大后才知道，那时我已被下了病危通知，让大人做好思想准备。

  而第三个画面，几秒钟里让我验证了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死亡体验：黑洞，时间凝固，意识被抽离，生与死的界限在那一刻模糊。我仰面悬浮在一个巨大的黑色空间里，四周漆黑一片。记忆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不断将身体拉向深渊，我拼命挣扎，却无法阻挡，不断下沉，直到意识彻底消失。即便到今天，我仍清晰记得那几秒的下沉，那片黑暗仿佛是生与死交界的所在。

  后来大人告诉我，当时朝阳医院的医生始终没放弃，各科专家齐聚儿科病房会诊，制定治疗方案。由于病例特殊，家属无法陪护，但护士们悉心照料着我。当时大家并不能确定病菌或是病毒的来源，在急症面前生命显得这么脆弱。

  那些将生命留在非洲大地的援外人员，将思念留给了背后的家人。父亲和同事们曾经面对战火危险，生死只隔一线，回到祖国时，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外交人员坚守在战争、贫困和动荡的国家与地区。他们面临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家属也承受着离别与牵挂。远方与故土、生与死、无声的牺牲与厚重的责任，构成了那些不曾见到的外交人的身影。

  儿时的生死记忆深刻而清晰，而另一种世界的画面也在我记忆中若隐若现：大概是在《世界知识画报》上，我曾见过水上楼影摇曳，小船缓缓划过运河，光影在狭窄的街巷间流转。那些画面，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巨大的震撼，脑子里一直琢磨着水上的房子如何建成。

  父亲曾带回一个小小的模型——华丽的船身，尖尖翘起的两头，穿着海军蓝条衫的船夫……它精美得让我不敢触碰，生怕呼吸也会把它碰倒。我常常静静地凝视着它，从船头看到船尾，再把船夫看个够，并且记住了一个奇怪的名字“贡多拉”。

  上学后，在语文课本里学习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那些“割肉”的对话让我惊诧。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童年的想象，悄悄埋下了对水城的憧憬。

  几十年后，憧憬随着岁月沉淀，独自踏上寻找儿时“贡多拉”的旅程。威尼斯不再是童年中不敢触碰的模型，我要亲自见证那些建在水上的楼宇和现实中的“贡多拉“。

  这个呈现在无数画家、作家笔下的城市，每一位描绘者都以自己的笔触捕捉它独特的光影与故事。

  关于威尼斯，已有太多论述和文字，我不想过于详尽地描述它，只想谈谈眼下的印象。

  最打动我的是威尼斯人，庞大的人群和他们纯粹出于本能的生存状态。这个民族来到这些岛屿，并不是出于什么兴之所至的消遣；后来迁入的，也非偶然的巧合。是生存的逼迫，使他们在最不利的地方学会了寻求安身之所。然而，后来事实上，这反倒成为他们最大的优势。那时，欧洲北方诸地仍处在黑暗与停滞之中，而威尼斯却已经崛起。人口与财富的增长就顺理成章。房屋越建越密，沙洲与沼泽逐渐被化为坚实的街道。

  伴随着歌德的文字，踏入威尼斯，在历史长河里捕捉到一种奇迹感，这种奇迹并非天赐，而是被迫而生。人们打桩建地基、填海造岛、用水道代替路道。生存压力成为文明创新的催化剂。有趣的是，歌德在描述威尼斯时提到了父亲给他带回来的“贡多拉”模型：

  看来，古今中外的父亲们都喜欢带“贡多拉”回家。记忆中父亲带回的“贡多拉”是红色与金色交织的华丽组合，闪烁着令人心动的辉煌。然而，当我真正见到大运河中的“贡多拉”时，我发现它们比模型朴实得多，虽然已经成了观光载客工具和体验，但它们仍保留着歌德描写的黑色身影和闪亮的钢板，隐约透露着昔日的荣耀。

  在威尼斯，我感受到了时间的痕迹。历史是活的，它不仅被封存在博物馆里，更存在于生活的每一处。威尼斯在时间的长河中显露出了脆弱。威尼斯每年的游客数量持续增长，2023年已达到约566万（咨讯来源：《威尼斯市旅游年鉴报告》）。房价和物价、喧扰的游客，让居民渐渐搬离本岛。截至2025年，只有不到50000人居住在历史悠远长久的本岛（咨讯来源：世界人口评论）。正是这些现实问题，让人更加意识到，即便辉煌如往昔，也无法逃脱时间的考验。

  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和火山研究所（INGV）的科学家团队发现，威尼斯潟湖的潮位正以每年约半厘米的速度上升。根据威尼斯潮汐中心过去20年的统计数据，将2008至2023年的地面沉降卫星记录结合后，他们得出结论：到 2150年，威尼斯部分地区将永久被淹没。尽管意大利市长对此尚有质疑，但在威尼斯，现实的痕迹不可忽视：潮湿侵蚀的墙面剥落灰泥，木桩与桥梁上爬满青苔，海水一遍又一遍浸泡着地基……威尼斯及其潟湖面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大众旅游和环境恶化，仿佛整个城市正慢慢走向那个“沉没的未来”。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将威尼斯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而威尼斯人正在组织起来，为威尼斯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自身的独特文化而努力。大型邮轮已经被禁止进入港口，扩音器被禁止使用，旅游团人数限制为不允许超出25人。虽然于2023年9月最终决定不将威尼斯纳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但保护行动在继续。2024年，意大利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全面的威尼斯保护计划，反映了在承认所面临的挑战与避免“濒危”称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之间所需维持的复杂平衡。

  在诸多平衡之中，其中一种体现在，威尼斯的美既是展示给游客，也承载着人们的日常。威尼斯是一座城市，是一个“地方”。它不仅存在于明信片、社会化媒体和印刷品中，更存在于居民的日常生活里。正如人类学所说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方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记忆、情感与日常行为，比如晾晒的衣服、菜市场的摊位、居民的猫狗，都是对威尼斯小巷空间的“再生产”。构成了“地方感”的载体，也让威尼斯成为独一无二的“空间”。

  法国社会学家更是提出：空间不是由建筑师或权力规划出来的，而是人们通过日常生活实践“生产”出来的。这种空间理论也可以解释当地居民对过度旅游的不满。（作者注：亨利·勒费弗尔的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它不断受到物理、概念和生活维度的辩证相互作用影响，而非一个中立、预先存在的容器。他在著作《空间的生产》中解释了权力结构、社会关系与日常体验如何同时创造空间，又被空间所塑造。）

  比如，在时间维度上，游客关注的是“片刻”，而居民体验的是“持续”。一面墙，对游客来说可能仅仅是斑驳的艺术感；对居民来说，却可能是漏水的烦恼。功能与意义也因视角而异：游客看到的是景观，居民看到的是生活环境，比如运河：游客觉得浪漫，而居民可能抱怨潮湿或洪水。还有权力的不对等：游客的需求往往影响城市政策，更多酒店和消费设施；而居民关注的是稳定的生活和社区的观感。因此，美，成了“争夺对象”：到底是为游客展示的美，还是为居民守护的美？

  也正因如此，当我拿着相机漫步在威尼斯的老城区时，我会感到对当地居民的一种侵入。我尽可能的避免将镜头直接对准他们，而是尝试用十几年前学过的皮毛意大利语与他们交流。出乎意料的是，我遇到的陌生人都很友好。或许，威尼斯确实能同时承载两种美：游客眼中的“展示之美”与居民眼中的“生活之美”。但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始终没有办法彻底消解。

  2025年6月，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与劳伦·桑切斯（Lauren Sánchez）在威尼斯举办为期三天的“世纪婚礼”，引发了极度抗议。媒体认为这是威尼斯人借此表达对极端财富和奢华活动的不满，指出威尼斯正面临过度商业化、房价飙升和居民生活环境被忽视，认为此次婚礼象征外部精英对城市的“商业侵占”。（资讯来源于2025年6月《金融时报》）

  威尼斯市民举行反对贝索斯在此举行婚礼的抗议活动，悬挂“威尼斯不欢迎贝索斯”（No Space for Bezos）的标语横幅。（图源：网络）

  其实，为了这次婚礼，贝佐斯通过他的基金会——贝佐斯地球基金（The Bezos Earth Fund），分别向研究威尼斯潟湖的学术联盟 Corila、威尼斯国际大学，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威尼斯办公室各捐赠了100万欧元，用于城市与ECO保护相关的研究。威尼斯的市政官员称，这笔捐款的设计意图是用于保护我们这座极其脆弱的城市。

  我曾经问过欧洲的朋友对此事的看法。一些朋友认为，最初婚礼的举行需要封路，而这笔捐款似乎是一种富人的傲慢：金钱可以买来城市的优先权。是的，这场抗议不单单是反对一场婚礼，而是一场关于谁有资格决定城市命运的对抗。它凸显了居民生活权利、环境保护、文化传承与社会政策之间交织的矛盾。

  对于许多威尼斯居民而言，贝佐斯的捐款似乎触及了深层的社会敏感点：凭借财富占用公共空间，甚至影响城市的日常运转。于是捐款被视为“买来合法性”的行为，用金钱缓解象征性不平等带来的影响。另外，捐款流向了研究机构，难以直接缓解居民面临的高房价、有限工作机会和生活成本上升等现实困境。即捐款未流入社区，而是进入了更抽象的层面。因此，即便有捐款，这种行为也可以被理解为“施舍式正义”，而非真正的责任承担。

  抗议人士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拉起巨大横幅：“如果你能租下威尼斯办婚礼，你就能多缴点税。”（图源：）

  此刻环绕在我周围的一切，并非是为某一位君主所立的丰碑，而是整个民族以伟力筑就的宏伟纪念……

  凭借海上贸易，威尼斯积累了巨额财富，这些财富大部分投入建筑、绘画和雕塑之中。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艺术与精神遗产，物理上的衰败无法削弱文化的永恒魅力，使这座城市依旧伟大。

  我的童年回忆系列在寻找童年的“贡多拉”中画上句号。“贡多拉”不再是我童年凝视的浪漫幻象，而成为我与远方相遇的符号，童年的凝视与成年后的理解在威尼斯交汇，感受世界更深层的面貌——历史长河中的普通人、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珍贵、传统与资本的拉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