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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零工经济？女工说我们可玩不起
日期：2024-02-12 作者: 新闻中心
摘要：对基层女性劳动者而言，零工经济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确实是一种希望和经济补充；但是从对她们总体发展的角度来看，零工经济可能更像泥沼，对于改善女性群体的长期处境利大于弊。
受疫情影响，很多行业不景气，大量企业和外贸工厂倒闭，服务行业的小生意也困难重重。在经济低迷、大量失业的背景下，零工经济被当成是就业的缓冲地带，引发了广泛热议。
打零工，简单来说，就是短期性、临时性的非正规就业。今年6月，被总理多次点赞甚至掀起一股浪潮的摆地摊就是一个例子。但如今的零工经济有别于以往“非正规就业”的概念；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和渗透，大量与互联网相关的零工工作充斥着经济领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基层劳动者成为网络兼职的主力军。用媒体的说法就是，他们正在“玩转零工经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据58同镇和清华大学发布的《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占零工人员比例达到52.22%。调研数据还显示，仅有零工的女性比例为15.38%，略高于男性；仅有主业的男性比例为19.07%，略高于女性。在既无主业也无零工收入的人群中，女性占比68.92%。
这组数据并不新鲜，在中国和世界上关于非正规就业几十年的研究都发现女性在非正规就业中的比重更高。
2000年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就显示，在全国非正规就业人群中，女性人数超过了一半（52.58%）。同时，女性就业者中非正式工所占比重为 40. 73% ，高于男性的37.93%。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更多女人打零工？或者说，零工经济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
笔者曾经在一次访谈小贩的田野工作中认识了来自湛江的郑姐，她年过40，在广州白云区的某小区门口摆摊卖艾糍粑卖了一年多。三年前郑姐20多岁的大儿子突然在献血后晕倒，经检查后发现患上重疾。当时郑姐唯有只身带着儿子来广州求医。但经过多方求诊，大儿子的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让他逐渐变得呆滞甚至丧失了劳动力。为缓解家里长期的经济压力，在儿子的治疗逐渐正常化后，郑姐开始在广州摆起地摊卖艾糍粑来补贴生计。
像郑姐这样因为生育、照顾孩子和家庭而选择灵活就业的情况在女性劳动者中非常普遍。在工厂，很多女工怀孕后不得不选择辞职，一种原因是工厂倒班的作息时间对于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非常不友善，另一方面是工作环境可能有害健康。而女人生孩子后一样得投入大量精力照顾孩子和家庭。
所以很多时候，当有全职工作的夫妻因为有了孩子必须决定谁来照顾家庭时，通常都是让女性放弃自己此前的工作，而丈夫则继续全职工作赚钱。而这种模式在基层女性的家庭中尤为突出：进城务工的打工者在城市并没有社会支持网络，通常也无力接父母在身边。在没有人帮忙带孩子的情况下，女性回家带孩子是必然的选择，否则就要将孩子送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
很多女性等到孩子2-3岁时才能稍微喘一口气，然后就急切地希望在带孩子之余赚点钱补贴家用。这一方面是经济所需：在一个普通的基层家庭里，只有一份工资养活一家人是捉襟见肘的。租房子要钱，吃饭要钱，孩子的奶粉和吃食、玩具、生病后的大笔开支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因此赚点钱补贴家用有其迫切性。另一方面，照顾孩子和家庭不仅没收入来源，还通常被家人认为是低技能和无价值的劳动。
笔者在广州天河的一个流动人口社区做服务时就听一个姐姐说起她为何需要去做钱又少活又累的打包装兼职。她说在家里带孩子感觉抬不起头来，老公嫌她一天到晚什么事也不干，给的买菜钱用在了孩子身上还不够，哪里轮得到考虑自己？手头没钱，衣服都不敢买。所以自己出去做点零工“赚点小钱，买点自己最喜欢的水果，就不用感觉抬不起头来”。
而对于一些年长的女性劳动者来说，做零工更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在劳动力市场上，相比同年龄的有学历、有知识、有自己的事业积累的女性，40或50岁后的女工基本没全职正规工作愿意要了，她们除了做保姆和打零工没有别的选择。家住深圳龙岗年近50岁的李阿姨除了做家务、照顾正在上学的女儿之外，剩余的时间都用在了做手工上。
为了贴补家用，她从附近的工厂拿了一些外发的手工活来做。比如把棉花塞到一个布手指里，一个布手指能拿到3分钱，像李阿姨这样的熟手一天15个小时做下来能有100多块钱的收入。
赶货的时候，没到早上9点，李阿姨就已经做了几百个，到了晚上10点多她还在灯下奋战。有时候货少不着急，她就慢慢做，可能大半天做完一大包近千个手工，只有十几块钱的收入。我曾很不解地问她，一天好几个小时只有十几块钱的收入，为什么还愿意做呢？李阿姨答道，“十几块钱也能买好几把青菜，晚上的菜不就有了吗？”
即使我们正真看到了基层女性在选择进入零工经济时的主动性，却也很难说她们是自发自愿的。在传统的性别和家庭分工的困局中，子女抚养、家庭照顾的责任主要落在了这些女性身上。她们不得不承担更多家务劳动，可自由自配的时间不光变少了，也变得很零散，因此很难投入到全职工作中。与此同时
社会并没有为她们提供廉价可及的家庭照顾的服务。在没有父母辈的支持，家里请不起保姆，上幼儿园的费用越来越贵的情况下，所有的照顾责任都需家庭承担，而家庭又将其推给了女性。
此外，她们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的正规工作领域中也充满着很多排斥性的因素：工作条件恶劣，工时过长等，老板恨不得压榨出劳动者的每一滴剩余价值。而对女性的职业歧视和职场天花板等，都在直接或间接地逼迫她们退出职场竞争。
这些年随着网络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兴的零工经济形式。如果你在刷抖音快手时留意一下，就可能会发现一些标记着‘手工代发’的短视频，视频下常有大量留言问怎么可以拿到货、要不要交押金。
你可能还留意过常常会出现在群里的‘淘宝代刷单，在家就能赚钱，工资日结’等广告。这些短视频和广告的留言里也常常能看见有人告诫大家，要交押金的都是骗子——手工活代发、淘宝刷单等慢慢的变成了骗子的新手段。
另一种大家很熟悉的网上零工经济就是微店或微商。每个人的朋友圈里可能都一定有些做微商的朋友吧？假如一个朋友结婚生孩子了，除了晒娃之外突然有一天她开始大量发广告，不用怀疑，她一定是开始做微商了。
还有一种新出现的网上零工，类似于‘薅羊毛’和‘看视频看新闻也能赚钱’。曾经有一位学者在深圳的一个工厂附近研究人们怎样在某读新闻赚钱的APP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工人们将所有工余的时间都用在了捧着手机‘赚钱’上，每天听着金币的声音‘蹬蹬’做响，虽然连着好多天才能赚上几十块钱，工人们却乐此不疲。
基层女性对于多种多样的零工经济形式反而感到又爱又恨。虽然她们会“主动”选择投身其中，也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和渗透，这些工作确实灵活又自由，但事实上零工经济远不如看起来那么的美好。零工工作通常收入低，如果认真计算时薪就会发现它们可能甚至远远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另外，零工经济的宣传和动员中经常吹嘘， “摆地摊很像一场微创业，不比做一家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简单”，或者可以用非常低的门槛锻炼自己的商业能力，为未来开店做生意打下基础。而做微商更是可以喜提保时捷，成为时髦的职业女性。但是这些美丽的大饼又有多少人能吃到呢？
对于绝大多数摆地摊的人来说，真的成功开店的只是很少数，十几年都能摆地摊维持生计不被赶走已然非常幸运。而多少微商花了成千上万块囤了货最后却卖不出去，只能自用或送人。
所以，零工经济到底是促进了还是阻碍了人们的向上流动？目前看来，无论是地摊、做手工，还是微商、刷单，都经济链中的最末端，附加价值低、技术上的含金量低，离产品和价值中心更远。零工经济的这种形式特别大程度上隔绝了基层劳动者，尤其是女性，累积经验和技术并走向价值中心的可能性。
同时，它给女性带来的长远的困境更不容忽视。一方面，零工经济中的很多劳动都不受劳动法的保障，发生了争议、工伤，或者被拖欠工资等形式的劳动权益受损常常很难解决，遇到此类问题只能吃哑巴亏。
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系统是主要建立在正规就业的基础上，进入零工经济的女性不仅无法享受城市的医保、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等年老以后问题就更突出：相较于有正式工作的男性来说，打零工的女性没有很好的方法通过职工保障系统买养老保险。随年纪的增长，共同生活的亲属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会促进扩大。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对基层女性劳动者而言，零工经济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确实是一种希望和经济补充；但是从对她们总体发展的角度来看，零工经济可能更像泥沼，对于改善女性群体的长期处境非但没多少好处，反而更固化了那些让她们不得不进入零工经济的结构性因素。
这不是在批判女性打零工的个体选择，而是希望我们也可以看到并正视她们的选择、处境和结构性因素之间的联系，并思考怎么样着力于改善基层女性所面对的结构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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