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珠三角凭借政策优势和地理优势经历了“桑基鱼塘”到“世界工厂”的崛起。然而，长期依靠外源经济的“代加工”生产模式和降低内部成本的压制型不良竞争，使得珠三角的发展陷入困境。面对国际化、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和资本流动，发挥优势，整合资源，从经济产业链入手，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为经济稳步的增长带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引导，从人力资源、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等方面，为珠三角二次腾飞所面临的“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升级”作好了准备。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转型的演进，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成长，深深地渗透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

  “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是在1994年10月8日，广东省委七届三次全会关于“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议案中出现的。最初由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7个城市及清远、肇庆的一部分组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广东珠三角。后来，范围调整扩大为由珠江沿岸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9个城市组成的区域，这就是通常所指的“珠三角”或“小珠三角”。

  说起珠三角从“桑基鱼塘”，到今天处处是拔地而起的城市天际。从过去的农业镇，转眼间成了某种工业产品的专业镇，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偏偏是这片深港渔村，得以首先崛起呢？

  首先是由于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紧邻香港这样一个世界的窗口和舞台，以最快的速度获取潮流的信息，自身拥有便捷的海、陆、空交通运输体系；而随着1992年同志南巡讲话，借着改革开放的“天时”，大量港商台商进入内地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深圳、珠海等地，三资企业的进驻，迅速带动了产业经济链条的形成，为吸引更加多的国际化大中型企业来此投资办厂奠定了城市基础。

  例如近年来，国内外不少著名的电脑公司如ＩＢＭ、惠普、方正等，纷纷到东莞办厂、设立研发和加工基地。

  除了丰富的土地资源，各种政策的优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之外，当地人敏锐的商品意识和传统习惯，更成为珠三角急剧膨胀的必然。早在1872年，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工厂——继昌隆缫丝厂就是华侨商人陈启沅在这里创办的。

  曾有一则关于广东经济成就的报道称:经过20多年的发展，广东综合经济实力已超越东南亚除印尼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广州开发区，即使在非典的日子，仍然是每一个工作日就引进一个项目，每两个工作日就有一家公司开工，每三个工作日就有一个企业投产或试产。“世界工厂看中国，中国工厂看广东，广东中心珠三角”。在2002年，珠三角人均GDP达到3131美元，三类产业增加值比例为4.1:47.2:48.7，首次出现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三类产业比重为“三二一”的排序，颇似经典论断所说的“发达经济”初始阶段。

  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镇建设的跨越式生长。东莞的樟木头镇就是一个以面向高端客户为目标、房地产开发为主业的城镇典型。优美的城市环境和居住条件，的确对邻近的香港居民产生了很强吸引力，成就了其“内陆小香港”的美誉。

  但是，随着近年来，内陆地区“北上”的口号逐渐压过了“南下”的热潮，珠三角的发展似乎陷入了困境。

  2004年《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出台，地方政府和相关专家就发觉了地区经济潜藏的危机，提出了“一脊三带五轴”以及“双核多心多层次”的中心等级体系的发展趋势，力图整合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资源、形成合力，共同参与区域竞争。

  但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据相关部门统计，仅今年珠三角地区已经有8000多家企业倒闭或转移。瑞士银行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在其报告中说，2008年可能是中国制造厂商的盈利能力终遭重创的开始。香港工业总会预计，珠三角地区的60,000至70,000家港资工厂中，今年将有10%停产，总会副主席刘展灏说，这个比率可能是20年来最高的。部分厂商将永久停业，一些将搬迁到中国内陆，还有一些会迁出中国。

  毋庸置疑，这与《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成本大幅度的增加有关。其实，《劳动合同法》只是一切事件的导火索。这与长期以来依赖尴尬的外源经济、政策优惠，以及区域建设、城市规划的引导上缺乏合理的层次与配置不无关联。高强度、大面积、模式化的单一型城市建设，已经让珠三角的各方资源达到了其所能承载重负的临界点。

  再加上工人流动、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政策调整、出口退税调整、市场萎缩、原料价格上涨等等客观困难，使得大量企业搬迁甚至倒闭。珠三角，正面临着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产业链条逐渐脱节，从最底层的劳动力到上游投资者、开发商的集体“逃离”。

  此时，在一些不明缘由的矛头指向外在压力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导致今天珠三角地区后续发展无力的成因，是早就埋下的恶果。

  以某种专业产品为主导，以某个区域为聚集地，资源、技术、信息相对集中，形成较强的产业优势，这种“簇群经济”在发达国家由来已久。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就出现“一村一品”的专业化区域生产组织形式。法国、意大利早已出现皮革制品、服装、酿酒等名牌专业城镇，荷兰的花卉生产、芬兰的环保加工业，美国的硅谷、南加州的航空业，都显示出现代“簇群经济”的威力。

  有专家认为，珠三角的“簇群经济”的特征，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在我国的一种反响。中国，成为国际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但与日本、荷兰的自主产业不同，珠三角多数企业既无销售部又无投资部，单纯利用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在香港接生产订单，到珠三角加工，赚取人工、原料、地租等成本差价。“这一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完整的企业，顶多只能称之为一个庞大的加工车间”，因此，为了谋取愈发狭窄的利润空间，成本在不断的压缩再压缩。

  2007年，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独立评论人袁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撰文《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其中谈到了“竞次”一词。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另一种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上的优势。后一种办法被称之为竞次，即打到底线的竞争。

  与珠三角年均20%多的GDP增速比起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数据显示，最近十几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薪资仅增长了68元。而这正是珠三角吸引外来投资的最大砝码。也正是这个价码，吸引了全球无数的资本和热钱。强资本弱劳动力的格局下，出现了超时加班，拖欠工资，机器吃人……但是，即便如此，与西方工人以罢工要求“减少加班”不同，珠三角工人们在停工怠工中却喊出“恢复加班”。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说，这是珠三角工人们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工人所得大部分源于加班，减少加班即意味着减少收入。“其实，如果基本工资足够高的话，没有工人愿意加超过两个小时的班。”

  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通过压低工资价格，赠送土地收益、财政收益，容忍对环境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割让，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赢得”世界工厂的美誉。同时，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也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严重的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内源性经济发育不良，成为珠三角的痼疾;”……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痛定思痛，是到了我们冷静下来，真正从区域规划的宏观发展与百姓民生的微观心态双方面，来探讨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竞争的健康成长方式的时候了。

  经验证明，单纯依靠外资加盟，依靠加工制造业推动经济发展，是非常被动的。资料显示，从1990年以来，广东省内资企业从2.7万多家减少至不足1万家，相反，外资企业则从700多家迅速上升到近万家，超过了内资公司数。由于资金、技术、人才与市场都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广东的工业化进程将受到外部力量的制约。

  此外，粗放式投资拉动的传统发展方式，还造成劳动密集、手工化、单一化、技术低下，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转型的强烈需求，二次创业的时代呼唤，显然远非产业升级那么简单，对我们奉若法宝的“代加工”生产组织方式，有太多的风险和浮躁。

  所谓“OEM”，即贴牌生产，是一种委托别人生产的合作方式。很多国内甚至全球知名的自有品牌，其出身也有过充当“OEM”的经历。

  其实，早在1978年，港商投资的太平手袋厂在东莞虎门地区成立，就引进了“OEM”这一概念的前身——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形式的企业。“三来一补”一般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太平手袋厂与当地签署协议，港商以设备投资，引进原材料，保证产品出口，并向当地缴纳一定的工缴费（即加工费），设备以部分工缴费折价方式在一段时期后归当地所有。

  由于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租金，顺应了当时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形势。通过合作，外商只是在内地开设一个加工车间，方式灵活，负担轻，利润又丰厚。“三来一补”企业在东莞、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地区盛极一时。在顶峰时的2002年，仅东莞在册的“三来一补”企业就达1.2万家。广州甚至有专门的《广州OEM代加工公司名录》。这也是怎么回事国内市场经常有“外贸尾货”的原因。但同时，财富的积累也带来了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消耗型加工贸易泛滥的种种危机。有经济学家预言，这是在用我们明天的财富来满足今天的收入……巨大的内耗型企业的增长，不是经济积累，而是倒退。

  喜也贴牌，忧也贴牌。贴牌生产受制于人，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企业规模越大风险也就越大。同时，贴牌生产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而在整个利润链条上收获的却是零头。据了解，在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大致比例为5∶1，虚拟经济赚取了95％的利润，而中国制造业只分得了价值链低端5％的利润。目前，珠三角、长三角还有很多制造业仍在5％的利润上打价格战。

  但即便如此，珠三角一些从事贴牌生产的企业主表示，为跨国企业做贴牌产品，不赚钱也愿意干，从他们那里学到的设计和管理方面的知识，花多少钱也买不到。如果光靠自己摸索，也许要走很长的弯路。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OEM的经历，是企业与企业文化，工人与劳动群体的一个生动课堂。

  依靠贴牌生产迅速完成资金原始积累之后，很多企业面对巨大的钳制压力，开始大规模转型，迈上自创品牌的发展道路，以谋求更大的利润。例如广州立白企业集团从外发贴牌(OEM)起家到目前拥有6家全资生产基地，建立起了包括20多个OEM生产厂商和12个配送中心在内的生产物流网络，并在近几年销量以30％的速度增长。这种内部增值，自我品牌的战略意识加快了我国产品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前进脚步。

  只有建立自己的品牌和销售经营渠道，在残酷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中，企业才能有足够的筹码与合作伙伴谈判。这是企业自主发展、加快发展的巨大课题。一些企业界的人表示，贴牌企业当年以贴牌生产的形式切入国际市场是一种较为轻松的企业国际化战略，但不可能实现企业可持续的国际化经营。我国贴牌企业普遍面临二次创业的挑战，这需要企业提升自身素质，熟悉国际游戏规则，尽快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并加强品牌和销售经营渠道建设，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站住脚跟，或者至少在对外部投资条件、利润分配的谈判桌上拥有一席之地。

  尽管机器在彻夜轰鸣，但大珠三角20多万制造企业在空前繁荣中不得不面对“天花板”困局:原有集粗放型及外源型于一身的旧有经济模式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虽创造了珠三角经济昨日的奇迹，却束缚住珠三角经济未来发展的脚步。

  新千年以来，发达国家开始了以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于今年年初刊登了一篇名为《珠三角:辉煌已成昨日旧梦？》的评论文章，预言：中国轻工制造业的变化正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工厂主们正把目光从生活成本相比来说较高、因而工资也较高的广东和珠三角地区移开，到中国内陆寻找新的落脚点，在那里他们能够享受较低的成本，并从急于招商引资的当地政府获得投资优惠。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厂商还会转赴工资水平更低的其他几个国家投资。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越南和孟加拉这样的国家能获得新的投资和装配线就业岗位……”

  制造业作为“雁行企业”，必然永远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迁移，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这一过程，如今珠三角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从珠三角出发，沿着辐射状的各条高速公路北上，正是大部分企业的求生路径。但迁出了广东，并不表示一切都顺利。一些工厂“北移”之后，发现当地的产业配套不完善、交通物流成本增加。“在当地运费最少要占成本的10％，而在深圳、东莞运费只占生产所带来的成本的3％。另外不少的企业还得在当地买地建房，而不像广东有一个成熟的厂房租赁市场。”经过20多年发展的珠三角拥有完整的、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产业链。迁到外地固然能够更好的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产业链会导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由此可见，我们要相信自身的优势，不能盲目悲观。种种迹象显示，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最早、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得益于其群集的成品、元件、材料及设备的生产者，使难于匹配的产业及工厂趋于组合；它的经济活力，制度竞争力和市场包容力是无可代替的。随着粤港经贸的逐步发展，出现了“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的种种格局，广东的制造加上香港的服务，成就了吸引外资的独特优势。因此，从这一层面分析，当前珠三角地区出现的众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倒闭和转移，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是珠三角未来的希望和整体实力的提升。而珠三角地区的产业是不是能够成功变脸，也在于能否成功抓住这一压力也是机遇，使沿海地区的外源型经济——这一传统经济稳步的增长形势，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将中国引入到世界市场的经济增长之中，从“生产基地”向“总部经济”转型。对我们来说，只有扩大国际化视野，建立自主的世界品牌形象，才能与世界名牌竞争，到发展中国家去赚取外汇和培育市场，获取价值利润最大化。在这方面，珠三角借助香港信息化、全球化优势，可以更早更快地接触全球高新技术，这也就为这一区域引领行业建设尤其是电子类产品的开发、生产、制造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必须加紧修炼内功:紧补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内源型经济“短板”，加速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投入，从而形成提升地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此外，在今后的建设中，完善区域经济体系，还要着力于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共同参与区域竞争，真正的完成区域内资源共享、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三角洲整体的竞争能力。

  在二次创业中，珠三角不仅要以经济建设作为发展中心，更要注重其引发的城市化等一连串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前，珠三角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广东全省以至全国的水平。三十年来，珠三角急速城镇化，外来人口飞速增加。广东省的城市化水平从1982年的19.8%跃升至2000年的55%。广东省政府有关方面也承认，珠三角城市化“发展水平和质量不高”，“城建管理机构尚不完善”，以至有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所以要“一直在优化重组结构和空间布局”。在2006年北京举行的“中国21世纪城镇化发展的策略论坛”上，香港特首顾问曾德成做了主题为“从珠三角城市群兴起看香港衍生的城镇化效应”的演讲。同年出版的《都市实践:村城·城村》一书，作者更是将“城中村”这一深圳城市过速膨胀过程中的特殊形态，从建筑、人文以及经济等各个角度论证其改造和建设的可能。而更有论者预期，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城市群将进一步整合，崛起为“珠江口超巨都会”。

  无论其发展形态趋势如何，这种级数式的膨胀使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造成工业公司“遍地开花”，带来经济效益低下、投资分散和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非城市化的非农化”，导致非农人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既影响了城镇规模效益和服务功能的发挥，也不利于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和生活品质的提高，成为珠江三角洲实现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如何使“流动大军”固定下来，不仅需要政策上的引导，更要在城市空间中给予交流与融合的场所。需要产业链以外形成城镇链;优化城镇体系、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乡环境，对每一个区域做到合理开发和准确定位，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带与城市发展带的高度耦合。同时，对于城镇建设背后的文化建设要给予充分重视。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层次上，引导城市建设和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

  珠三角的再次崛起，首先要全方面提升城市群竞争实力，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城市集团，确保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相互促进。通过产业升级，将珠三角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联结为一个互为因果的有机整体，要求经济发展考虑自然生态环境的长期承载能力，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全新发展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珠三角传统的政策倾斜正在慢慢地扭转，投资开发的重点正在由“低端”向“高端”演进。紧抓核心研发技术，结合实际国情，对制作的完整过程合理优化，生产的全部过程自主创新，加大自主品牌、国有产品的创造。与此同时，大力扶持高新产业的发展，立足国内市场，放眼国际市场，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健康之道。在不断技术创新，重视品牌优化的思想指导下，具有前瞻性的制度、政策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发展动力，对我们从“制造”到“创造”将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科学保障。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多元产业，提升产品附加值，通过内外兼修的区域合作，加速自有品牌的推广和科学技术的应用，是珠三角地区再次腾飞的必备条件。我们大家可以大胆的想象，将来，我们将不再去香港找寻“世界名牌”，而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要到香港的名店街来参观“中国的柜台”。

  (注：本论文得到交通大学校基金的资助，基金任务编号:2007XM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