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9日，江苏省太仓港国际集装箱码头，一批新能源汽车即将通过框架运输方式出口海外市场。视觉中国 资料图

  今年以来，欧美连续出台针对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中国新能源产业的贸易政策，增加新能源产品贸易壁垒，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出海”之路面临着更大风浪，考验着新能源企业国际化能力，决定它们能否由出口型企业转变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企业。

  5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对从中国进口的180亿美元产品加征一定的关税，涵盖众多新能源产品，从税率看，电动汽车税率从25%提高到100%、锂电池从7.5%提高到25%、光伏电池板从25%提高到50%，8月1日起生效。5月15日-16日，美国政府宣布启动对东南亚四国光伏组件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并于6月6日终止为期两年的对东南亚光伏产品的豁免政策，未来是否继续，将取决于6月的初裁结果。东南亚国家组装成本低，加之两年前美国的豁免政策，推动了许多中国光伏企业到东南亚投资建厂，然后，出口硅片到东南亚，除了本地市场消纳以外，大部分光伏组件运往美国市场，从而，降低关税成本。

  欧盟也在慢慢地增加对华围追堵截。3月5日，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实施为期9个月的进口登记，若最终反补贴调查认定成立，欧盟有可能对这期间登记的进口车辆加征“追溯性关税”；4月9日，欧盟宣布依据《外国补贴条例》（FSR）对中国在欧盟五国的风力涡轮机供应商发起补贴调查。

  不断抬高的贸易壁垒，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出海”正加快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而新能源产业正是典型。

  新能源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市场规模对产品的工艺技术、制造成本形成正反馈。依托中国制造业配套完整、成本低廉的供应链优势，加之国内市场之间的竞争激烈，突围的企业在严酷竞争环境下积聚了成本、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长时间坚持绿色发展趋势，大规模推广风光电站、新能源汽车、储能等新能源应用，加大智能电网建设、消除制约新能源发展的瓶颈。这些市场和政策因素的共同作用，大幅度提高了全球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性价比，加快了全球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加速了新能源产业生命周期从成长走向成熟，也锻造出今天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全球的成本优势、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因此，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得益于“双碳”国家战略下有利于产业成长的长期环境，任何一个国外市场都不可能复制。

  数据直接反映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总实力。分行业看，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已连续 16年居全球首位，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等产量产能的全球占比均在80%以上；中国风电产量居全球首位，2023年全球前十大风电整机厂家的名单上中国占六席，这六家产量占去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的55%以上（作者测算）；同样，中国锂电池产量居全球首位，2023年全球前十大锂电池厂家中国有六家，占据全球第一、第二的企业（宁德时代、比亚迪）市场占有率合计超过40%（作者测算）。

  新能源是全球低碳发展的核心产业，各国碳减排的关键都是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就是以电能、未来还有氢能等二次能源慢慢的变成为能源主体的过程，也就是“电+气”化（注：笔者指的是电能和氢能之和，不同于一般的“电气化”——电气化率等于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围绕这个趋势，全球能源的生产、消费、传输、存储方式都在深刻变革中，而新能源产业正是实现这一变革的技术经济基础。

  新能源作为中国制造“出海”的新名片，受到国家的格外的重视、全力支持。2022年，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太阳能发电、风电等企业‘走出去’，推动建成一批绿色能源最佳实践项目”。部分新能源大省还推出了政策，全力支持新能源企业“出海”。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为代表的“新三样”日益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增长极，2023年“新三样”产品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合计达1.06万亿元，同比增长29.9%。

  面对日益提高的贸易壁垒，倒逼中国新能源产业从产品出口到大企业纷纷赴海外建厂，新能源企业能否突破层层壁垒，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发展，也影响着中国新能源产业“双循环”发展全局。

  从产业链垂直一体化看，“出海”企业可从制造端、服务端和消费端加强纵向联结，逐步扩大海外市场界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制造端方面，东道国大多设置本地化要求，领军企业在当地设厂后，其他配套企业可跟随“出海”——从零部件出口到海外生产，实现生产能力“出海”。例如，我国锂电池企业纷纷在欧洲、美洲、日韩、东南亚等地区布局产能，截至2024年5月底，头部电池企业已在海外建厂超30余个，海外收入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快速上升，与此同时，大量零部件企业也跟随在当地建厂，在海外打造完整产业链。新能源汽车行业也是如此，将新厂建在更靠近终端需求的发达国家或临近区域，更加有助于绕开贸易壁垒、统一生产标准、取得额外优惠政策。配套企业需格外的重视这一趋势，否则，将处于不利地位。

  服务端方面，光伏电站、风电场作为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常规使用的寿命长，大多采用EPC（工程总承包）、BOT（建设-经营-转让）等模式，中国大型能源央企作为承包商或建设方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很多国家都有客户和项目资源。新能源企业应更多参与国内外开发企业的招投标合作，在风机、组件“出海”的同时，电站设计、勘测、运输、检测、维保等服务也应一起“走出去”。

  消费端方面，俄乌冲突后，欧洲能源独立意识增强，中国光伏产品因超高的性价比被众多欧洲消费者接受并购买。但是，由于欧洲电网建设滞后，无法消纳这些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绿电，导致很多用户买的光伏板被闲置浪费、甚至被用作护栏（不发电）。与传统能源不同，光伏、风电等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产品具有分布式特性，适合企业、家庭等终端消费者的离散化使用场景，但需要与储能设备、电力设备、智能化能源管理系统等产品相配套，方能发挥作用。国内外电力市场环境差异很大，尽管满足海外市场的新能源产品以及软件都能在中国找到供应商，但这一些企业处于不一样的行业，海外终端消费者需要的是已整合好的分布式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系统，不仅是产品，还有安装和维修等服务。这些海外需求为中国中小新能源公司可以提供了大量机会，“出海”企业不能只看销售额上升，应以提高对消费的人的综合服务能力为目标，在拓展市场的同时，构建本土化服务体系和合作伙伴体系，才能在国际市场中行稳致远。

  从横向看，新能源不单单是风电、光伏、锂电池、电动汽车，还有氢能、核能、光热、储能等各种新技术，能源革命还包括大量交通、机械装备的驱动方式变革、以及传统电网升级。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优势，有助于带动其他制造业企业“出海”。因此，新能源企业应与相关制造业企业加强战略合作，也要专业服务业公司可以提供高水平服务，这一过程将逐步提升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首先，应加强与传统能源产业的战略合作。例如，充电桩行业与新能源汽车和电力设备行业都息息相关，中国生产的充电桩产品性能好价格低、竞争力强，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的利润率远高于国内市场。充电桩企业通过吸纳新能源汽车厂家、电网企业和电力设备商入股作战略投资者，既可使充电技术与产业创新生态保持同步，提高在海外市场上对同行的竞争优势，又可让传统能源企业分享到向新能源领域技术溢出和“出海”带来的额外收益，一举两得。

  其次，应拓展与机械、交通等关联产业的战略合作。以户外机械为例，欧美国家家庭庭院大，且热衷于修剪整理，是全球户外园林工具的主要市场，2021年起，美国多地出台禁用汽油动力户外工具的政策。中国企业凭借锂电优势得以在油改电进程中抢占市场，通过海外建厂、收购海外品牌、打造自有品牌、打入欧美销售经营渠道等方式实现出海，动摇了国外企业在燃油时代形成的绝对主导地位。锂电作为中国的优势产业链，与工程机械电动化趋势相结合，可助力很多工程机械行业抓住新的“出海”机遇，同时也扩大了锂电市场。

  第三，加强与专业服务业的战略合作。新能源企业“出海”需要贴合海外市场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收购还是绿地投资，都需要选址、融资等服务，与海外合作商议价的会计服务、法律服务、技术服务，以及境外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销售服务和售后支持等服务。出海企业固然可采购本土化服务，但随着海外业务比重上升，大量企业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需要国内专业服务业公司可以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国际化服务。

  “可持续方法论”专栏，旨在理清城市在可持续发展中遇到的棘手问题，并提供解题思路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