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制造：四十而知天命

  日期：2024-09-21 作者: 成功案例

  自2018年首次举办以来,连续6届世界制造业大会为全球制造业交流合作和安徽制造业开放发展搭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平台。历届世界制造业大会的主题更迭记录下这种变革: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由家电起家,延至新型显示、芯片、电动汽车等高端制造业,到2018年首次举办世界制造业大会,安徽四十年如一日专注制造。当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层次地融合,再次激发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的重大变革, “安徽制造”也正在向“安徽智造”迭代升级。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算起,到2018年安徽首次举办世界制造业大会,整整四十年。

  常人四十不惑,安徽却似乎已知天命:造物,造“皖美好物”,造创新之物。不是造小商品、玩具、打火机、奥运吉祥物,而是造车、造装备、造芯片,圈,站上制高点,构筑竞争力。

  这四十年间,周围都发生了什么? 中国经历四波浪潮,而且每一波都是天翻地覆到改天换日的浪潮。

  第一波是20世纪80年代的PC和软件产业。IBM发布个人电脑,微软统治地位无人撼动,联想“贸-工-技”三步快走;方正电脑、方正显示器问世;同方、浪潮出现;海信、海尔、TCL等本土公司兴起,最终在中国PC市场掀翻国外王者。

  第二波是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行业。BAT(百度、阿里、腾讯)纵横捭阖。百度一手拱出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腾讯QQ空间开创中国社交网络先河;淘宝成国内最大网络购物平台;网易推出《大话西游》;微博上线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超过4亿。

  第三波是2007年之后的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产业。2011年微信上线,三年后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8亿。2018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8.29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电商销售额超过9.8万亿元。与此同时,BAT中的B逐渐掉队,TMD竟然(头条、美团、滴滴)在AT的夹缝中长出生机。

  第四波则是2015年之后的电动汽车产业。在信息化大潮冲击下,西方构筑百年的汽车帝国摇摇欲坠,动力革命和整车智能迫在眉睫。特斯拉横空出世,比亚迪伺机而动,“蔚小理(蔚来、小鹏、理想)”闪亮登场。

  这四波浪潮中,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安徽基本没沾上边,或者说只是偶尔沾些边。牌友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玩家赢了又输,输了又赢。一直等到第四波浪潮,终于修成正果,正儿八经坐上牌桌,可以跟北上广深、江浙沪的豪强们掰掰手腕了。

  前三波浪潮,安徽也不是不想顺势而为。但造势的人走在前面,顺势的人跟在后面。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却出生在去罗马的路上,要走很远的路才能看见并跻身最抢眼的竞技场。“非东非西”的安徽,一直在心无旁骛地潜心制造,坚持走下去,四十年终于炼成了核心力量,终于抓住了“芯屏器合”乃至新能源汽车的重要风口。

  安徽制造绝非一天炼成,也不是一朝踩中风口,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是“功夫在诗外”,可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张巨声1983年到二轻机厂报道,安徽还没有一家民用冰箱厂,1983年电冰箱的市场预测是1000万台,但全国产能仅为100万台。但张巨声提出要转产搞电冰箱的时候,仍然被视为瞎折腾。冰箱当年是紧俏货,但根本没人知道要怎么造。

  为了知道冰箱怎么造,张巨声在南方一家冰箱厂的生活区门口堵技术人员,好不容易堵到一个技术人员,在旅馆给大家上了一堂制冷原理、冰箱结构和组装课,只是关于冰箱原理的基本讲解,总共40分钟,令人大开眼界。

  张巨声后来提出要给200元讲课费,但遭到一致反对,后来降到百元以下,最后达成共识给50元(当年工薪阶层月薪在50元左右)。

  结果,没想到张巨声在100天内就建成了一条包括塑化、壳体、喷粉、酸洗磷化和总装在内的年产5万台冰箱的生产线。这就是“美菱”。消息传到轻工部家电局,没人敢相信,因为同类生产线年,美菱成为安徽省第一个上市公司,在深交所正式挂牌交易。与张巨声同时代的陈荣珍1986年任合肥洗衣机总厂厂长,他从日本引进最先进的双桶洗衣机生产设备,生产轮新水流双桶洗衣机,先贴牌上海“水仙”,后在90年代初创立荣事达。“荣事达,时代潮”,当年家喻户晓。

  市场经济,潮起潮落,功过难以评述。但2011年合肥家电产业一举突破千亿元,市场占有率超越青岛、顺德,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之时,安徽制造终于摸到了链主化、规模化的甜头,其影响足够深远。

  没有家电,就没有后来的京东方。2008年4月,京东方的一位独立董事将一位合肥官员介绍给京东方高管,当时京东方心思都放在深圳,但评估后发现,合肥是个不错的选择。当年,京东方的决策者王东升和相关领导单独谈了三次,每次都提示风险,“对京东方来说,6代线一定要做,但合肥不一定要冒这个险。”

  但安徽合肥决意要引入京东方,甚至传说要把地铁项目暂停,腾出钱来支持该项目,并承诺出资60亿,如果增发不成功保底90亿。

  安徽制造的逻辑就是从这里开始清晰的。二十年里,安徽在家电这种将成本拼杀到最后一块钱的领域里浸泡了二十年,太明白这里面的竞争根本不止是产品的竞争,而是一条链与另一条链的竞争。

  二十年来,安徽已经集聚起一个相当规模的家电产业,但因技术上的含金量不高而根基不稳,发展液晶显示器、引入京东方实际上就是要建立“链的优势”而已。

  80年代的PC和软件产业、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行业和2007年之后的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产业,安徽基本缺席。互联网诸神乱斗之时,大佬们熟读《三体》和《毛选》,流量为王、烧钱补贴、GMV至上、“先烧钱、再挣钱”、“To VC”模式等一系列的“互联网思维”席卷中国。

  “‘链链’不忘,必有回响”,安徽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产业链思维”——产业链代表了技术掌握性。产业链一延长,意味着不仅掌握了技术,还掌握了优势成本控制;产业链一长,你的话语权也就重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5年前后,安徽似乎一直没有顺势而为的际遇,却在不知不觉中养出了自己的“势”。

  第一波浪潮(80年代的PC和软件产业)下,安徽家电产业带出了新型显示产业,没想到后来整个新型显示产业也服务PC和手机产业。

  第二波浪潮下(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行业),安徽孵化出了科大讯飞,当年刘庆峰不过是个中科大在读博士,做的是语音交互。没想到伏脉千里,讯飞后来搭建出了羚羊工业网络站点平台,为安徽制造提供数字化平台。二十年间,AI领域所有的重大变化,讯飞一个都没落下,不仅成为AI国家队,“星火大模型”也在“通用AI时代”死死占住了一个位置。

  第三波浪潮后(2007年之后的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产业),芯片变得奇货可居,安徽又引入DRAM型存储芯片和大型晶圆厂,不管是长鑫存储,还是晶合集成,都是可以称之为“国之重器”的存在,稀有度拉满。

  经济学者郑永年指出,1994年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最重要的意外结果就是,“中国地方政府在承担风险能力、有效资产和债务、经济经营规模等方面,都表现得像大企业。”虽然大部分的税收在分税制改革后都上缴中央,但是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发地方债等方式获得融资。尤其是在土地开始货币化之后,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有了大幅提升。

  尽管前三波浪潮都不在中心地带,但安徽仍坚持将相当一部分资金用在了半导体、面板、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制造业的投资当中。

  这个过程中,风口变换,互联网的韭菜已经割了好几茬了。中国互联网是在资本的支持下走到今天的,钱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排挤对手、清洗市场、搭建团队、招募人才、完善技术和产品,惟一的变量就是,把钱堆给谁。

  另一方面,通过资本而快速占领消费市场的好做的生意慢慢的变少了,而剩下来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世界本身是物质的,是由原子构成的,数字信息只是描述世界的方式,是刻画世界的标尺,但不是世界本身。当社会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的程度,就需要以技术进步作为推动生产效能提升的主要动因。

  互联网的毛利要远高于“结硬寨、打呆仗”的制造业。同样卖了100块钱,网络站点平台公司能赚到60到70块钱,但制造业可能只能赚到10到15块钱。后者需要大量绵密的上下游与供应链,有着极其细致的社会分工,产品流转需要大量的公路、铁路、航运等基础设施支撑。但这也决定了制造业繁盛,就会带动大规模人群的共同富裕。

  高端制造业的价值,重新开始显现出来。多年深耕,安徽制造终于造出了自己的“势”。

  从2018年第一届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始,共识逐步形成。安徽制造之“势”日渐强盛。

  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衍生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并一直延续至今;“卡脖子”问题被频频提及。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的产业升级就可能会受制于人。买不到鱼,就要倒逼“渔”。只有啃下硬骨头,才会有未来。

  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业的门槛慢慢的升高。产业链分工协同。当今世界,没有一家手机生产厂商可以独自制造一台智能手机,也没有一点一家电动汽车企业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一辆高水准的电动汽车。

  到2023年,安徽在中国率先把汽车产业定为“首位产业”,安徽制造在长考后选准突破口。

  江淮汽车从6700系列底盘起家,奇瑞从福特二手发动机起家。两家都很难说是那种拥有“天时地利”的造车者,反而更像一个孤勇者。江汽在初期执行“南下北上”求合作方略,毫无结果,来考察的人都说“你们太单薄了”。

  尹同耀则回忆奇瑞启动资金只有30万元,这仅是够买一辆中档轿车的钱,“做饭都自己做,有点开玩笑的感觉。”奇瑞诞生就是违规“胎儿”,为拿到汽车生产目录,股东将35040万元资产(注册资本的20%)无偿送给上汽集团。

  出身互联网的李斌2016年造车,当然是顺了埃隆·马斯克造车的“势”。但他在2020年初把蔚来总部落户合肥,从马斯克那里借过来的“势”早就用完了,那是李斌最艰难的时刻,蔚来2019年净亏损114.13亿元人民币,号称“被推进ICU”。

  这时候,还是安徽和李斌联手造“势”。李斌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回忆:“落户合肥的那一天,安徽六个常委都来了现场支持,感谢他们的‘背书’。”

  但长远来看,李斌也为合肥作了最重要的“背书”——那就是在新能源汽车时代,合肥是一个完全适合搞整车的地方——在蔚来和合肥联姻之后,这事在人们的心智中瞬间就立住了。

  这也是安徽制造最熟悉的一套打法:就是在产业衰退或困境时“逆周期”投资周期较长、发展规律易预测、重资产投资的行业,先无中生有,再强链延链补链,构建产业集群。

  因此,在第四波浪潮(2015年之后的电动汽车产业)来临的时候,安徽制造已经厉兵秣马多年,“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安徽制造已经有车、有芯、有屏、有电池、有储能、有大模型、有政策、有产业资本、有科技成果转化,产能巨大的整车工厂周边,已经聚集了大量零部件企业。

  与此同时,“新三样”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链群”结构。在头部整机企业的带动下,供应链企业蓬勃兴起。

  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罗文杉称:“2023年,在‘新三样’产品中,全国1/5的光伏组件、1/7的锂电池和1/8的新能源汽车是安徽造。”

  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曾经问过王传福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比亚迪可以白手起家做新能源车?

  王传福说,汽车大厂已经高度碎片化分工了,要推一个新能源车的时候,谁给你生产零部件?市场需求量很小的时候,没有一个供应商会给你生产零部件。“但比亚迪可以做,是因为比亚迪不仅有研发能力,还有相对完整的生产体系,可以把车做出来。”

  王传福所说的制造体系就是“先难后易”,一旦构建完成就变成“等风来”,造什么都可以。

  2020年1月,比亚迪缺口罩。王传福就调集新能源汽车、电子、电池、轨道交通等事业部的12位负责人和3000名工程师成立项目组,3天内画出400多张设备图纸。

  3000多名技术人员24小时轮班赶制。齿轮买不到,直接采用线切割机制作,滚子买不到,调用电池产线、汽车产线的设备加工。口罩生产设备各种齿轮、链条、滚轴、滚轮大概需要1300个零部件,其中90%是自制。7天后,比亚迪造出口罩生产设备。到当年5月达到每日产5000万只产能,比亚迪一跃成为全世界日产量最大口罩厂商。

  知乎上有一个观点流传很广,现在的年轻人宁愿送外卖,都不愿意从事制造业。在“什么样的人适合呆在制造业”问题下,网友“前夜”总结:

  1949年,铜官山铜矿工程开工建设的时候,中央财经委员会投资的仅仅是9500吨大米。建设者们是从荆棘中辟出路,住在蚊蝇乱舞的草棚里,喝着溪水、啃着干粮,用铁锤、钢钎开山凿岩、掘进挖巷,再用箩筐担石装矿挑来抬往,新中国第一炉铜水就在铜陵有色第一冶炼厂诞生。

  60年代孤立无援,马钢承担起了车轮轮箍制造的重任。仅用两年就完成轮箍制造试验,和“大庆油田” “万吨水压机” “爆炸”并称为中国工业战线年代,“两淮”煤矿开发,成就安徽“华东动力之乡”;70年代,安庆石化、海螺水泥投产,结束了安徽没有石油化学工业的历史。

  80年代,张巨声的冰箱设备因为资金问题不到位,他就在厂里搞小承包,流水线的轨道弯制,铺设喷粉线,组装发泡机,出榜招标,召集能人,那可能是安徽制造最早的“揭榜挂帅”。

  90年代,左延安用一百多个土工装夹具,解决了“6700系列底盘”弯大梁的加工难题。需要超大型压力机一次成型的弯大梁,硬是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产出了。

  如今,“土法上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以“双碳”目标为引领,绿色将成为未来制造业的鲜明底色。制造业和数字技术的融合正催生“智造”新生态,数字化智能化日益成为安徽先进制造业的基本范式。

  来安徽合肥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和去浙江乌镇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后者是大佬饭局,大佬们金句频出,在芯片热起来的时候“All in”芯片,电动车热起来“All in”电动车,大模型热起来“All in”大模型。

  但前者则是工程师的聚会。大多数制造业老板都生活简单,衣服包包车子都很一般,有些甚至像苦行僧。在厂子里摸爬滚打十几年,已经和供应链深度捆绑,还要苦哈哈地继续做下去。

  一位制造业公司的CEO告诉元新闻记者:以安徽制造的能力,既然能做好“新三样”(光伏组件、锂电池、电动汽车),一定也能做到好新的“新三样”。

  “现在(我)就在考虑新的‘新三样’是什么了。可能是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和空天信息。”他接着说,“或者也不是这三样,但是什么并不重要。”

  体系完备的制造业是当今世界国力角逐的重要砝码。几十年如一日死磕制造,安徽不断错失、不断加码、不断前进、不断突破,终究是天命所归、渐成正果,这倒印证了那句话:“老天爱笨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