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池厂火灾：临时工大国的隐患

  日期：2024-07-13 作者: 成功案例

　　6月24日上午，韩国京畿道华城Aricell电池厂出现重大火灾事故，造成23人死亡，8人受伤。23名遇难者中，5名为韩国人，17名为中国人，1名为老挝人，死亡的外籍劳务人员都是临时工。 由于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愈发严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一直在持续加大对外籍劳务人员的引入力度，并放宽对企业雇用临时工的限制，出于削减成本的考量，一些企业甚至用临时工替换正式工。频繁流动的临时工，往往会成为高危行业里最脆弱的一群人。

　　6月24日下午3点10分左右，燃烧了近5个小时的火才被扑灭。Aricell锂电池厂3号楼二层东侧的房顶焦黑塌陷，外墙则烧得只剩下变形的骨架，原本黑色或白色的铁皮都变成了焦黄色，要么掉落在地，要么像条布一样耷拉下来。地上还有一些小碎块，是爆炸后的电池。数十名消防员进进出出，用蓝色的担架运出一具具遗体。一共23人遇难，其中17人来自中国。他们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的52岁，大多数都在40～50岁之间，被安置在5座殡仪馆内。当地时间26日，韩国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表示，初步调查的最终结果显示遇难人员全部死于窒息。

　　所有遗体都因为严重烧伤而难以辨认。一名救护车司机称，遇难者们“尸体被烧焦，衣服都烧化了”。韩国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直到事发3天后才公布了遇难者名单。名单是韩文的，李星沿着名单一行行找下来，他对上了朋友金某贤的出生日期：1996年12月8日。金某贤27岁，在电池厂的工作是擦拭、清洁电池。李星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提到，金某贤曾在山东威海上大学，一年前去韩国打工。李星说，金某贤几乎天天都在跟朋友抱怨上班太累，但很少提过想离开。电池厂的工作虽然累，但在国内想找一个工资水平相当的工作太难了。他还没有结婚，想多攒点钱。

　　Aricell锂电池厂位于韩国华城市西新面的全谷工业园区。华城是韩国一座较大的工业城市，遍布着汽车厂、电子元件厂等，聚集了大量外国劳工。Aricell成立于2020年5月，正式员工只有50人，在韩国官方公示系统的信息，该工厂生产的电池为锂亚硫酰氯电池，这种一次性电池（不可充电）通常用于工业领域的电子设备，如智能仪表和监控设备，公司的年产能为5GWh，占韩国年电池总产能的1.25%。厂区内有11栋楼，当天工厂内共有102名工作人员。3号楼有67人。

　　6月24日那天的大火来得迅速、凶猛。事后公开的监控录像显示，情况失控发生在短短半分钟内。在3号楼二楼的包装车间，首次爆炸发生在上午10点30分，在一摞整齐堆放的电池中间，突然一股白烟腾起，高度直冲天花板，一名路过的女工被吓得往后退了几步。10秒后，两名员工靠近白烟位置，开始搬运爆炸区域的电池，试图让它们远离起火点，其间持续有电池爆炸，冒出火焰。一名员工拿来干粉灭火器，喷向起火位置，但火势没有减弱，多块电池相继爆炸，产生巨大的橙色火球。

　　距离第一次爆炸后42秒，迅速蔓延的浓烟彻底遮蔽住监控摄像头，画面变成一片灰色。据韩媒报道，临近工厂的工人听到了类似连续发枪的爆破声，工厂周围停放的一些车辆受到严重损坏，由于火灾产生的热量和爆炸产生的碎片，油漆熔化、剥落，玻璃破碎。韩联社评价此次电池厂火灾为韩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事故，损失规模超过1989年全罗南道丽水国立工业园区，造成16人死亡的乐凯化学爆炸案。

　　当天下午，华城市消防局防灾科科长金振英在简报会上称，火灾发生的地方共有3.5万个锂电池单元，当第一批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时，由于电池仍在不断爆炸，火势蔓延速度太快，喷水灭火难见成效，另外，由于锂电池爆炸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如氟化氢，消防人员也难以进入火场救人。高级消防官员赵善浩（音）在6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仅15秒钟，楼层就被浓烟和火焰包围，而“烟雾的毒性很强，吸入一两口就会失去知觉”。

　　在得知Aricell电池厂火灾消息的当晚，曾经在那里工作的朴希言辗转反侧，她越想越担心。凌晨，她给两个曾经的同事发去消息，“安全吗？还在电池厂上班吗？回答我！”但消息一直显示未读。在看到遇难者名单后，朴希言仔细核对了姓氏和年龄，里面有两个中国人正是她发消息的同事，是一对亲姐妹，来自黑龙江。姐姐50多岁，妹妹也有45岁，在朴希言的印象里，两个人都比较瘦，身高1.6米左右。

　　朴希言今年36岁，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人，她说电池厂里的很多工人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国女性，许多是东北朝鲜族的。朴希言是9年前到韩国的。她告诉本刊，自己原本在延吉市一家装修公司当业务员，那时候工资是每月800块钱，干了两年，涨到了1500元。这不够她生活。房租每月500元，每半年交一次房租，一次要交3000元，是两个月的工资，“到要交房租的时候就愁”。2015年她决定到韩国。那时，赴韩打工慢慢的变成了潮流，村里人基本只有老人留在家里，年轻人都拿着H2签证（韩国政府面对朝鲜族成员发布的一种访问就业签证）去了韩国，“男人在工地，女人在厂里”。

　　朴希言认识遇难的两姐妹时，妹妹来韩国半年，“她有个女儿刚上大学，家里负担重”，于是和老公一起来了韩国，老公在工地上干活。朴希言告诉本刊，监工不在的时候，她们会一起聊天，两姐妹都爱说爱笑，“有时候笑声比车间的机器声都要大”。她们还会带水果、糖、饼干和大家一起吃。偶尔，大家会聊到想家的话题，“想家里的父母，想妈妈做的饭菜”。

　　遇难的两姐妹，和朴希言一样，都是属于临时工。“正式工一般是韩国人，或者干了一两年的中国人。”朴希言告诉本刊，在韩国，很多工厂只招临时工，因为正式工工资更高，公司投入的成本也高，要给买包括国民年金（也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事业保险和工伤险在内的四大保险，临时工则不需要。在电池厂，员工流动性很大，“很多人只干一两天就走了”。

　　即使如此，在跳槽去工资更高的地方前，朴希言对这份工作很满意。朴希言在韩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汽配厂，她说这是最不受人欢迎的行当，“噪声大，油味重，最重要的是要倒班，经常需要熬通宵”。但是朴希言没有一技之长，没什么更好的工作可选。“晚上困得眼睛都红了，只能用力掐自己”，遇上严厉的管理员，还会时常被催促。干了一个月后，朴希言忍受不了，辞职了。

　　后来她辗转在军用背包厂、汽配厂、生产化妆品包装的塑料厂、电热毯厂。在电热毯厂里干活时，科长因为她开叉车帮送货的人搬了一下东西，觉得她不听话，狠狠骂了她，“骂得很脏”。同厂的人劝她忍一忍，“他（对外国人）就是那样的”。电池厂的工作环境是朴希言“待过的工厂里最好的”。她在生产车间工作，负责盯着机器把锂切到一定长度，切好后她交付其他工人进行下一道工序，“车间温度和湿度都是恒定的，比较舒服，管理员也不催人”。每天，公司会安排两辆大巴车把员工接到工厂，工作时长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中间有一小时午休，公司包午饭，每周二、周四晚上加班2小时。工资是最低时薪，折合成人民币50元左右，加班工资则是最低时薪的1.5倍。遇上节假日少的月份，朴希言可以拿到1.5万元。

　　出事的打包车间工人流动性最大，朴希言也去帮过忙，“整个车间的电池都会拉去那里，先检查是不是是不良品，然后贴膜、打上生产日期，叠好包装盒装进去，再一个一个摆放”，摆放好的电池被放在门口，管理员会来运走。朴希言说，比起她所在的生产车间，打包车间人更多，有四五十人。现在想来，一件后怕的事情是，他们来工厂后从未进行过安全培训。朴希言说，她是在招聘网站上找到的工作，头天带着签证来面试，第二天就开始上班干活了，“我去过的所有工厂，都没有安全培训，逃生路线是什么、怎么使用灭火器这些都没有”。

　　华城市位于韩国京畿道西南部，距离首都首尔约40公里，2024年，华城市人口突破100万，工业园区数量达22个。权小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长期研究韩国产业经济。他告诉本刊，华城属于首尔的卫星城市，上世纪90年代前还是一片农田，后来承接了首尔及周边地区转移的产业得以发展，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2019年，权小星曾去华城考察，在他的印象里，慢慢的变成了韩国第五大城市的华城，仍是农田、工业园区、城市新楼交杂在一起，他看到最多的是纺织厂、电子厂等处在价值链中下游的中小企业。

　　火灾发生后，权小星搜索数据发现，从2020年创立以来，Aricell公司连年亏损、资不抵债，在2023年第三季度末，其总资产为242亿韩元，负债总金额却高达252亿韩元。母公司S-Connect的财报也显示，该公司已把主要资源转向更有利可求的二次电池。“Aricell最早创办的时候，电池概念正受到韩国资本界青睐，Aricell因此获得电池行业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和资本投资机构的垂青，但后来随着新能源概念流行，大企业把力气集中在对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的研发和生产，Aricell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主流产品，需求有限，就连初期投资者都在撤资。像这样的公司，有多少余力投入安全管理中去呢？”

　　权小星告诉本刊，华城的园区过去几年曾发生过多起化工爆炸的事故，包括：2013年6月，华城市一家生产油漆、黏合剂的化工厂疑似因生产操作的流程中反应罐过热引发爆炸，导致2人死亡，2人失踪，8人受伤；2022年9月，华城市一制药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3名工作人员被困等等。“韩国大企业垄断着价值链上游，大部分中小企业靠着接大公司订单存活，不具备凝聚资金、迭代技术、挤进价值链上游的能力，当市场变化、行业升级，他们很容易陷入生存危机，压缩成本是他们的首要考量，而不是生产安全。”

　　这一运行逻辑方式带来的隐患，在Aricell公司这次火灾中都有体现。26日，韩国庆旼大学消防学教授李容宰告诉《》，事发楼房墙壁用薄金属砌成、中间夹着塑料，很容易着火。京畿道地方政府称，2020年Aricell公司曾因消防设施故障及管理不达标被责令改正。有锂电池行业技术专家告诉本刊，监控录像所显示的使用干粉灭火器的行为，不是对锂电池起火的规范操作，应该用大量水对电池降温。韩国消防部门官员则表示，工厂把易燃材料堆放在二楼出口的门附近，导致工人无法从出口逃出，是死伤严重的原因之一。

　　东北人李宇彬两年前曾在Aricell电池厂一楼的生产车间工作。李宇彬曾去过二楼包装车间，他记得，二楼总共有两扇门，其中一扇门的旁边一直摆放着电池样品，另一扇门前堆着当天要用的空纸箱，“因为垒得很高，把那扇门完全挡住，我是在有一次搬开纸箱的时候，才发现有这扇门”。他猜测，火灾发生时，应该只有少数老员工知道这扇门的存在，而临时工们很可能在纸箱和烟雾遮挡下看不见这扇门——出事那天，在厂工人102人，有53人为临时工。

　　李宇彬工作的一年内，Aricell电池厂着火的事故频发。在他的印象中，一楼的检查车间在测试电池的时候就出过多次电路起火事故，但没有人在意，伴随它们的往往是“灭火器喷雾声和说笑声”。去年6月，一位韩国工人离职后举报了电池厂的消防情况，之后还有消防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到工厂来视察，但也没有后续，生产照常进行。李宇彬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关心这些，他小学只读到三年级，在Aricell电池厂，他的工作环节是电池的按压成型，他每天盯着一台机器，输入参数，确保生产的电池不变形。机器操作界面是英文的，他看不懂，只能硬背操作的顺序，但时不时就会按错。他得把“不良品”偷偷带出车间放到废弃物箱子里，才能躲避处罚。他每天的精力都在如何保住自己工作上面。

　　在韩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王维月看来，这次严重的事故，也暴露了韩国长期以来大规模雇用外籍临时工的隐患。韩国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大力从海外引进劳务人员的，最大的目的是补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力不足。当时韩国政府推出了“研修生”等制度，到了2003年，韩国就有30万外籍就业者。“尽管韩国也面向东南亚、中亚国家招人，但由于这些地区的人通常不会韩语，实际上中国朝鲜族人最匹配韩国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四川师范大学日韩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张哲告诉本刊。

　　2023年，韩国的外籍就业者人数达到了92万，中国人占比最高。韩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王维月告诉本刊，20年前，他就是在这股风潮下前往韩国。2004年，他从黑龙江的武术学校毕业，了解到如果去韩国当武术老师，薪资能够达到在中国同行业的10倍。“那时候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亚洲算是先进的，所以我国很多正规、非正规的劳务人员大批涌入韩国。不过，能找到的工作大多是韩国人不愿意从事的‘脏累险’工作，几乎90%的中国人都是从事这一些行业。”

　　与引进外国劳务人员政策同时出现的，是韩国的临时工制度。上世纪90年代末，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韩国失业率高涨，政府开始放宽对企业雇用临时工的限制，临时工规模迅速扩大，一些企业甚至用临时工制度替换正式工，比如韩国电信就在2004年强制5505名正式工退休，再以临时工方式重新聘用。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2023年，韩国临时工人数约为812万人，占到工薪劳动者的37%，临时工的平均工龄为2年零8个月，平均月薪195.7万韩元（约合10222块钱）。而临时工与正式工的月薪差距已连续6年扩大，差距达到166.6万韩元（约合9066块钱），创下历史新高。

　　王维月记得，从十几年前开始，包括他在内，基本上没有留学生不打临时工。“有工地打工、家庭清扫、临时厨师等等，五花八门。然而，频繁流动的临时工，往往会成为高危行业里最脆弱的一群人。”王维月说，“临时工对工厂的业务、地形都不熟悉，若发生安全事故，无法及时反应，伤亡会更大。而且，会雇用临时工的，通常是订单不稳定的中小企业，这一些企业在安全培训上存在纰漏的可能性很大。”

　　在韩国经营跨境物流公司的中国老板梁忠金告诉本刊，“韩国《劳动法》要求严格，除了为正式员工买保险，我们还需要支付‘13薪’，也就是每年多付一个月工资作为‘退职金’（离职时可领的额外报酬），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此外，合同期满两年的员工，法律规定不能随意解雇，违反这些规定的企业负责人轻则罚款，重则会被刑事起诉”。梁忠金表示，韩国的最低时薪标准“每年都在上涨”，对于企业主来说，每分钟都要精打细算。不过，高比重的临时工也代表着高出错率，在物流仓库，这主要是“东西放错位置”，梁忠金说，公司通过出错率筛选值得长期合作的临时工。“如果有人连续两天多次出现失误，我们会指定让人力公司下次不再请他。”

　　韩国崇实网络大学的学者金正德等研究2017～2021年的数据发现，外籍工人死于工伤事故的可能性是韩国普通工人的3倍，每年平均有101例死亡，其中47.8%发生在建筑施工工地，36.5%发生在制造业，超过8成遇难工人的工龄不满3年。蔚山国立科学技术学院（UNIST）城市与环境工程系副教授、韩国公共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钟智范撰文提到，1998年釜山Beomchang Cold Plaza火灾造成27人死亡，2008年京畿道利川Korea 2000仓库火灾造成40人死亡，2020年利川Han Express物流中心火灾造成38人死亡，这些事故的一个相似之处是，死者中包括许多不熟悉现场安全规定或疏散路线的外籍工人。

　　王维月说：“在韩国，工会是很强势的组织，普通韩国人能够最终靠工会和企业叫板。但是外国人无法集会、。”张哲表示，“韩国也存在帮助外籍劳工的公益组织，但是在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下，工人特别难找到这些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李宇彬告诉本刊，在韩国一家汽配厂工作时，他曾受过伤——在把一个汽油箱放进冲压机床的时候，他的手来不及抽回来，被高温的机床从上下挤压，整个手掌被烧伤，大拇指截断，经历了十余次手术，才成功把大腿上的神经和皮肤移植到手上，恢复手指的知觉。老板拒绝赔偿，也没有给李宇彬买保险，李宇彬是自己在网上查到工伤者能在医院直接申请国家的产灾险赔偿，不过完成治疗、残疾评定和拿到赔偿已是4年之后。李宇彬说他想把这段经历告诉更多人，“给同胞一个参照”。

　　相较于安全问题，工作待遇以及何时能转正是金某贤更关心的事情。他一直盼着自己能转正，这样不仅有保险，还有一年两次的体检，他也不必再因为厂里频繁的裁员而常常担心——在6月21日，Aricell电池厂刚刚又裁掉一批人。